岭南文化，是指中国岭南地区文化，涵盖学术、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工艺、建筑、园林、民俗、宗教、饮食、语言、侨乡文化等众多内容。 从地域上，岭南文化又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广东文化又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尤其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岭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岭南文化吸取由中原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诞生了陈献章、湛若水等儒学大家，开创了明代心学先河；诗人张九龄、屈大均享誉全国；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影响全国以至世界；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文明；近代，岭南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孕育出以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岭南的文学、岭南画派、粤剧等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岭南教育近代更领教育革命之先。

岭南文明史始于秦统一岭南，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推动了岭南的开发。从秦代到唐代，广州已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贸口岸，出现了杨孚、虞翻、葛洪、鲍姑、王范等知名人物，汉代广州已出现了官学和“书馆”、“精舍”等私学。但当时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仍在粤北和西江流域，而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平原一直到唐代都是人烟稀少、还没有被开发的地区。唐宋时期，粤北地区诞生了张九龄、刘轲、邵谒、余靖等知名人物。史料记载，唐代贤相张九龄的书堂岩、始兴的书堂石、晚唐诗人邵谒的书堂石室、北宋王安石在韶州九成台下读书的清淑堂、翁源青源山余靖童年时读书的耽石院，这些都是岭南地区早期的私塾学堂。孔子第41代后裔孔润于公元962年在韶关南雄创办的孔林书院是岭南最早的书院。

从宋代开始，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粤北地区的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入珠三角地区，而同时躲避战乱的中原及江南移民也大量迁入，使珠三角地区人口迅速增长至全省首位，并形成了广府民系，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的文化中心。宋明时期，珠三角地区办书院之风盛行。宋代广东有26所书院，著名书院有广州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濂溪书院、玉岩书院，以及韶关的相江书院和惠州的丰湖书院等。到明代，珠三角诞生了陈献章、湛若水等儒学大家，开创了明代心学先河。当时湛若水、方献夫、霍韬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创建了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云谷书院四大书院，并在此讲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名儒，西樵山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理学名山”。粤东潮汕平原地区从宋代开始快速发展，已渐富庶，明代吸引了大批闽人进入，江西学派南下和闽学西进使粤东地区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韩山书院、元公书院。

明末清初，大批南下广东的江南士人对广东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清代，广东的书院发展空前，单是官办书院就有上百所。据记载，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居全国之首，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还有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以及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等。除了官办书院众多，民间书院（宗族祠）同样发展迅速，鼎盛时期达数百间，在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连成了壮观的书院群，形成了多层次的民间教育网络。而西樵山有三湖书院、云溪书院和云瀛书院，三湖书院更孕育出思想家康有为。此外还有肇庆端溪书院和粤东地区的金山书院、瑞光书院、琴峰书院等著名书院。岭南文化的发展至清代达到了高峰时期，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文明。

近代，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1839年，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成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与梁启超推动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岭南文化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内各地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进入新文化时期，起飞的经济与岭南风格的粤语文化、粤式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岭南文化的现代阶段。

汉代时期，陈钦、陈元父子是当时岭南著名的经学家，陈元更设馆于洛阳，传授《春秋左氏学》，被誉为“岭南之儒宗”。广州汉议郎学者杨孚向皇帝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得到汉和帝的采纳，下诏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同时奖励有孝行的臣民，救济孤寡贫老者，使“孝治”礼教影响后世千余年。杨孚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异物志》，在行文中，运用藻言韵语，便于士民诵读。因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他的“《异物志》是诗之流亚”，又说“广东诗，实始于杨孚”。

宋代，广东出现了冯元、林巽、王大宝等一批经学大师。南宋时期，南宋名臣崔与之与弟子李昴英在广州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是当时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的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要培养的是有正气、有学识、有能力、有功绩的读书人。菊坡学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观。李昴英便是菊坡学派培养的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其重要门生有陈大震、张镇孙、李春叟、何文季等。

明代，广东大儒陈献章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了“江门学派”。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明朝于万历十三年（1585）将陈献章从祀孔庙，追谥文恭。陈献章的主要门生有湛若水、梁储、林光、张诩、贺钦、邹智、陈茂烈、何维柏、叶梦熊、陈吾德等。

广州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终至自成理学的一大门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湛若水在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多达数千人，遍布大江南北，促进了明代心学的发展与繁荣。湛若水的主要门生有吕怀、何迁、洪觉山、唐枢、蒋信、郭棐等。明代岭南的理学家还有霍韬、方献夫、黄佐、王渐逵、陈建、杨起元、薛侃等。

清代，广州形成了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陈澧是位通晓天文地理、乐律算术、骈文填词的岭南大儒。钱穆曾评陈澧“晚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陈澧的著作《东塾读书记》更传到日本，成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陈澧的主要门生有梁鼎芬、桂文灿、廖廷相、陈伯陶、陶福祥、温仲和、黄绍昌、汪兆镛、谭宗浚等。同时广东也出现了以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为代表的“九江学派”，他们提出经学与史学结合，以及强化史学的独立。清代岭南的理学名家有冯成修、劳潼、曾受一、郑之侨、胡方等；著名学者有陈昌齐、冯龙官、曾钊、李黼平、林伯桐、侯康、徐灏、黄培芳等。

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力主变法强国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学校。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研究维新变法理论，重要门生有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何子渊、丘逢甲等冲破顽固守旧势力的禁锢，积极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培育了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东汉时，岭南文学家有陈元、杨孚。晋代广东文学代表人物一为黄整，一为王范。南朝陈代，有南海郡人刘删。岭南文学从唐代开始兴盛，当时以广东粤北地区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张九龄、刘轲、邵谒等。张九龄是岭南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宰相，也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张九龄走上诗坛，进而走上政坛，成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宋代，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文学中心，崔与之、李昴英、余靖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崔与之更是开岭南宋词之始。

明代，广东以南园前五子、南园后五子诗社为代表的文人社团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诗人在广州南园创立南园诗社，对明代岭南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代表人物有孙蕡、黄哲、王佐、李德、赵介，人称“南园前五先生”（南园前五子）。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结南园诗社，被尊称为“南园后五先生”（南园后五子）。明末，在陈子壮的发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赍明、谢长文、区怀年、苏兴裔、梁佑逵等12人，再结南园诗社，复兴南粤诗坛，称“南园后劲”。明代岭南文学家还有梁储、丘濬、伦文叙、王佐、唐胄、翁万达、黎贞、黄衷、陈邦彦、邝露、韩日缵等。

清代，广东出现了以“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包括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方殿元、方还、方朝、张维屏、梁鼎芬、宋湘、黄香铁等，使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三足鼎立。“岭南三大家”的诗作在清代诗坛享有极高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居于重要地位。近代，珠三角地区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此外粤东还出现了黄遵宪、邱逢甲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据统计，从西汉到近代，广东境内有籍贯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学家近1800人。

岭南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明代广东南海林良是宫廷中最杰出的水墨花鸟画家，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在明代院体画中独树一帜，对后世画坛，包括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均产生重大的影响。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还有颜宗、何浩、张誉、谢兰生、罗天池、陈璞等。

清代，随着广州国际贸易繁荣，洋画师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林呱即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叫通草画的外销画。目前通草纸水彩画主要收藏在西方的博物馆中。在英国，通草纸画藏量可观的机构至少有十二个，大英图书馆、荷兰莱顿民俗博物馆、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塞西尔画廊、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马德里民俗博物馆等等都有丰富的收藏，有的多达二三百幅。

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均为番禺人。岭南画派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他们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岭南画派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东洋、西洋画法，自创一格，着重写生，多画中国南方风物和风光，章法、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艳，学者甚众，它与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画派之一。代表人物有黎雄才、关山月、方人定、赵少昂、杨善深、高剑僧、何香凝、卢传远、李抚虹、容大块、黄独峰、司徒奇、赵崇正、何磊、黎葛民、黄幻吾、何漆园、黄少强、陈凝丹等。

从明代开始，广东涌现众多知名的书法家及其作品。陈献章是当时广东的大书法家，门下弟子甚众，自成一格，形成“白沙书派”，开岭南书法之先河，陈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笔被称作茅龙笔。“白沙书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萧文明等。明代中叶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怀三兄弟，黎民表在德庆锦石山（华表石）绝顶壁上的手迹“华表石”三字，是广东金石中的著名遗迹。

明末至清代是岭南书坛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有王应华、邝露、陈子壮、屈大均、陈恭尹、彭睿、苏珥、黎简、宋湘、吴荣光等。彭睿被人称为“草圣”，其书画人称“竹本派”。鸦片战争后，岭南书法风格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苏引寿、苏仁山、苏六朋以及朱次琦、陈澧、李文田、康有为等。李文田自创具有岭南特色的碑派书法，对广东及整个岭南书坛作出重要贡献。岭南碑派的领袖应推康有为，其门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梁启超。

民国时期的岭南书法名家辈出。除康有为门下弟子外，还有王为、叶恭绰、胡汉民、林直勉等。在帖学书法上的名家有潘飞声、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国后，除了老一辈的岭南书法名家如商衍鎏、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书家更是收徒教学，形成几个岭南书艺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子复、秦萼生、麦华三、李曲斋等。20世纪六十年代活跃在岭南书坛的书法家还有侯过、伍根天、阮退之、佟绍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书法家纷纷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陈景舒、黄子厚、关晓峰、李纬、卢有光等。

岭南古琴从汉代便逐渐发展起来，历代都出现不少有名的琴人，写作了不少琴学的典籍，创造和保藏了不少有名的古琴乐器和琴谱。早在南北朝时期，广东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艺造诣。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迁至广东冈州崖山，中原琴艺也在冈州留下一批琴谱，相传《古冈遗谱》就是在当时遗留下来的古琴谱。明代时，著名琴人辈出，有陈献章、邝露、陈子壮、陈子升等；藏琴丰富，有琴曲流传至今。

清代，岭南古琴学愈加昌盛，岭南琴派声名渐显。岭南琴派的创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广东新会人黄景星。另外，影响较大的琴人还有云志高、何洛书、何耀琨、杨锡泉、李宝光、何斌襄、陈恭尹、容庆端、容心言等人；藏琴方面，有 “天蠁”、“松雪”、“振玉”、“水仙”、“韵馨”、 “松风”、“中和”、“谷响”、“流泉”、“蕙兰”等名琴；琴谱和琴学论著方面，有云志高的《蓼怀堂琴谱》、黄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谱》、何斌襄的《琴学汇成》、朱启连的《鄂公祠说琴》、容庆瑞和林芝仙合编的《琴瑟合谱》等。著名曲目有《碧涧流泉》、《水东游》、《双鹤听泉》、《渔樵问答》、《鸥鹭忘机》、《平沙落雁》、《乌夜啼》、《神化引》等。

近代，岭南音乐界的代表人物有冼星海、萧友梅、马思聪等。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了广东音乐，又称“粤乐”，是在当地民间“八音会”和粤剧伴奏曲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涌现了严老烈和人称“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乐人才，创作出《平湖秋月》、《旱天雷》、《倒垂帘》、《杨翠喜》、《雨打芭蕉》、《步步高》、《蕉石鸣琴》、《赛龙夺锦》等著名乐曲。20世纪40年代后，不少广东音乐名曲更成为了国宴、迎宾音乐而被誉为“国乐”。广州番禺区沙湾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

潮州音乐既有传统古乐之遗制，又有本地的创造发明，形成一个成熟、丰富的多乐种、多形式的地方音乐。由于符合潮人对音乐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素质，不仅在文娱演出、节俗礼仪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以“闲间”、家庭合乐等方式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锣鼓以其花式丰富、气势磅礴而著名，列为中国三大锣鼓之一。潮乐中以椰胡为流传最广泛、民众最喜爱的特色乐器。潮州筝艺是当代中国古筝的一大流派。

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主要流传于梅县、兴宁、五华、紫金、博罗等客家人聚居地。题材广泛，意境含蓄，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生动通俗，讲究押韵。客家山歌曲调丰富，大致有号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客家山歌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中都有颤音、滑音、倚音等装饰音，因而使本来简单的旋律变得回环曲折、委婉动听。而且因为在山地唱歌，旋律高亢、悠长，节奏自由。

粤剧又称“广府大戏”，发源于佛山，以粤方言演唱，是广东珠三角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曲剧种，其源流可溯道明嘉靖年间。粤剧是受到弋阳腔、昆腔、汉剧、徽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取各家之长，自成风格，既与传统的戏曲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以后又在伴奏乐器上采用了一些西洋乐器，增强了烘托唱腔和戏剧动作的效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有被称为“粤剧四大家”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红线女所创的“红腔”影响近半个世纪。以粤语演唱的曲艺品种，有粤曲、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潮剧渊远流长，在潮安县出土的明宣德年间剧本《新编全相志孝刘希必金钗记》，是国内出土最古老的南戏演出本，戏文语言中已加进一点潮州方言，这是南戏、正字戏传入潮地后开始发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戏渐趋成熟，至光绪年间为鼎盛，有200家潮州戏班。在潮汕民间旧时还流传着用潮汕方言诵唱的说唱本子，称为“歌册”。潮州歌册广泛传诵于妇女间，现存歌册最早创作年代为明代。歌册的体裁为两类，一是传奇故事体，一是歌行体。潮州歌册刊刻在清代甚盛，现存传统本子有数百部，流传至东南亚及内地，流播甚广。

汉剧是客家地区流传的地方剧种，有源于湖北汉剧、徽班、秦戏班底，湖南祁阳戏各说。客家汉剧传统剧目据称有800多个，完整剧本有300多个，唱、做、念、打(舞)表演艺术丰富，武打戏还把南派武功融于其中。角色行当分为生、旦、丑、公、婆、乌净、红净七行，唱腔音乐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种声腔，成为广东地方一大剧种。客家地方戏剧还有采茶戏和花朝戏，都是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来。客家民间舞蹈品种繁多，多数为风俗道具舞，较为著名的有船灯、鲤鱼灯、采茶扑蝶、席狮舞、杯花舞等。岭南的戏曲剧种还有采茶戏、雷剧、琼剧（亦称琼州戏，海南戏）等。

岭南建筑主要主要分为广府建筑、潮汕建筑和客家建筑。

广府民居主要分布于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府早期的民居建筑，较为明显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其代表是镬耳屋，多用青砖、石柱、石板砌成，外墙壁均有花鸟图案。因其山墙状似镬耳，故称”镬耳屋”。在明清时期，一般是出过高官的村落或有功名的乡绅才有资格在屋顶竖起镬耳封火山墙。镬耳屋象征着官帽两耳，具“独占鳌头”之意，也是家境殷实的象征。后来，只要是发了财的村民，都会建造一所镬耳屋以显示其富有与气派。镬耳屋的内部格局是广东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的肌理。“三间”指的是排成一列的三间房屋，其中间为厅堂，两侧为居室。三间房屋前为天井。天井两侧的房屋即为“廊”。“两廊”一般用作厨房或门房。这种廊檐相间的布局，刻意营造虚实相结合的意境，不但较于闭塞自封的北地建筑更显开放，而且还拧开了一道实用的阀门：一方面便于空气流通、消暑散热；另一方面靠着廊庑连接了建筑的骨骼，起到隔绝风雨、遮挡阳光的作用。当然，有的镬耳屋的间数不止如此。开间越多意味着等级越高，这自然与先民的等级观念相关。现存的镬耳建筑群有碧江金楼、资政大夫祠、黄飞鸿纪念馆、锦纶会馆、庐江书院、岭南印象园、沙湾古镇、大旗头古村、坑贝古村、塱头古村、阮埇村、罗格孔家村、碧江村等等。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海滨贫民旧时所居多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的茅屋。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潮州城内，仅太平路就有47座石牌坊。以巨石为墩的潮州湘子桥，建造年代从南宋至明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

客家建筑的代表是客家围龙屋。历史上客家人社会宗族制的强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祠堂设施的完善和族谱连续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视祠堂的建造。祠堂住处讲究风水，重视堂号家声。客家围屋堂号，或有直书故土祖地，或言志明义，这些堂号的命名习惯与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现了超大型的土楼和楼房组合成的大理围龙屋。土楼建筑多以夯土或土坯砖为材料，渐而发展到以花岗石、大青砖为建筑材料，十分坚固，规模巨大。现存土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自清康熙初年至20世纪70年代，兴建了不少土楼建筑。围楼形制依平面布局大体分为圆形和方形。大型圆形围楼高达4～6层20余米，多达四环。建于清代的始兴县隘子镇满堂村大围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0800平方米。客家围龙屋尤为讲究风水。近代，还出现了传统民居布局而门面装修西式的中西合壁的客家侨乡民居。

清末至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出现了骑楼建筑，曾经是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侨乡特有的南洋风情建筑，骑楼源自新加坡、香港等英属殖民地，岭南地区的骑楼都是当年华侨从南洋返乡所建。

岭南园林主要指广府园林，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国造园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园林的创新和发展上，更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岭南园林的独特风格：求实兼蓄，精巧秀丽。在建筑形式上，岭南园林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一是体型轻盈、通透、朴实。二是装修精美、华丽，大量运用木雕、砖雕、陶瓷、灰塑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细刻，再镶上套色玻璃做成纹样图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犹如一幅幅玲珑剔透织绵。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岭南文化特点。现存的清代岭南四大园林分别是清晖园、余荫山房、梁园、可园，其他著名园林还有宝墨园、顺德和园、粤晖园等。

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

岭南园林的营建，最重视的是选址，而选址也最能表现出建园者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意趣。岭南的建园原则是尽可能离开闹市，把园林宅第建在真山真水的大自然环境中，甚至降宅园融入大自然，成为其中一部分。建园者崇尚自然，追求平实，不太重视人工制造的假山流水，也不羡慕江南园林那种在咫尺中营造山林的巧构。保留至今的岭南四大园林，清晖园、梁园建在小镇边缘，可园、余荫山房则建在乡村，以求得良好的环境条件。

岭南园林选址大多在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因此，造园时在宅园与外界交界处，利用环境景观最好的面向采取开敞的方式进行布局。岭南园林常用的手法就是借用水面，水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平坦开阔，视野宽广。而且还将厅堂作为界面，在园内可观赏园外风光，而园外观看园林建筑，因造型之优美更显出园林的魅力。利用楼阁或假山抬高视线，当登上楼阁或假山时，不仅园内空间景色一览无余，而且能望到园外的溪流、池湖、田野，还有远处的峦群山峰，庭园高处视野开阔，高瞻远瞩，有海阔天空之感，园林构成十分丰富，取得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效果。

岭南盆景

岭南盆景又称广东盆景，是我国盆景艺术五大流派（苏、扬、川、徽、岭南）之一，岭南盆景有“活的中国画”美誉。由于广东的自然环境优越，可提供作盆景的树种很多，所以，岭南盆景以树桩盆景较为盛行。岭南盆景的盆栽艺术，也有近千年历史。据史料记载，宋哲宗亲政时，苏东坡被贬广东，他一到惠州，就赋诗大赞“岭南万户皆春色”。到了清代，盆景艺术已普及于民间。《琼州府志》记述：“九里香，木本，有香甚烈，难长，选最短者，制为古树，枝干拳曲，作盆盂之于，有寿数百年者。”

然而，岭南盆景的发展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乃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发展盆景艺术十分重视，省、市园林部门，先后成立盆景协会，并在广州流花湖西侧开辟了西苑，作为岭南盆景艺术研究中心，由孔泰初担任技术指导，将岭南盆景三个艺术流派的优点集中起来，融为一体，因材取势，就木取景。几十年来，孔泰初先生为发展岭南艺术，总结出一套经验，从而丰富了岭南盆景的造型风格，使岭南盆景的艺术造型多姿多彩。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三雕一彩一绣”是广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代表，即广州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木雕、广彩。广绣。广府工艺品还有石湾工艺陶瓷、佛山剪纸、佛山秋色、肇庆端砚、新会葵艺、东莞烟花以及肇庆草席、阳江风筝、佛山醒狮、朱义盛首饰、木版年画、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广雕雕刻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按雕刻的质体分类，可分为广州榄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等。广雕是指以广州为代表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艺及其制品。广雕中最负盛名的是广州牙雕、广州玉雕、广州木雕。清代以来，广州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选择各种名贵材料，精镂细刻，形成了新颖、生动逼真、精巧细腻的广雕艺术品，更成为朝廷贡品，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陈祖章、翁昭、翁荣标、李定宁等。

广绣与潮州刺绣合称粤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广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成为朝廷贡品，到明代中期已扬名海外，18世纪风靡了英国皇家及上流社会，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有收藏，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广绣的优秀作品。广绣大致分为两大品类:" 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仿佛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彩是运用中国织锦图案的手法，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显得是那么光彩夺目、富丽堂皇。作为外销瓷，广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有“世界官窑”之称，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广彩瓷品。

广州外销扇受到18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贵妇欢迎，中世纪以来，扇子在欧洲被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服装点缀品，这些外销扇材质名贵、工艺奇巧、纹饰华美、色彩绚丽，广州工匠将“广式”工艺与西洋审美相融合，包括象牙镂雕、玳瑁拉丝浮雕、累丝烧蓝、鹅毛彩绘、宝石镶嵌、鎏金错银等各种令人赞叹的制作工艺，创作出了大量中西风格共融、专供外销的扇子。

潮汕地区是中国工艺美术10个重点产区之一，潮汕工艺美术品类丰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艺、刺绣和木雕。潮汕地区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枫溪工艺陶瓷最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与浙江东阳木雕并列为中国两大民间木雕体系。潮州金漆木用于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以及案头摆设。近代以来，在潮绣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利用特种材料或吸收外来工艺手法，发展为珠绣、抽纱等新的绣种，在60年代，又发展了通锦绣的新品种。潮汕工艺美术品还有潮汕剪纸，潮汕嵌瓷、潮州锣鼓和麦秆贴画等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素享盛名，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同时又是上乘的旅游购物工艺品，深受人们喜爱。

金漆木雕是木雕艺术的一种形式，它以木雕为基础，髹之以金，自明代开始逐渐形成定式。明初的木雕多为平面雕饰，至万历年间始向单层镂通发展。清代是这一艺术形式发展的鼎盛时期，不少达官贵人对“金碧辉煌”情有独钟，于是，所营建的祠堂和豪宅，无不以金漆木雕装饰。现存的金漆木雕代表作最早的有开元寺的大殿龛桌和圆雕贴金千佛塔；较完整的建筑有晚清时期的潮汕“已略黄公祠”等。潮汕金漆木雕多以樟木或杉木为基本原料，加以生漆和金箔。雕刻形式有浮雕、立体雕和通雕等。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广州自古就是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富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崇商重利，冒险进取，内外开拓，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的粤商，包括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明清时期，粤商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潮州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分布的数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东、东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台湾、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明清时期，粤商更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

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代表人物有卢观恒、伍秉鉴、梁经国、吴健彰等，而广州十三行更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近代，广东出现了一批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举足轻重的民族企业家先驱，包括郑观应、唐廷枢、徐润、张弼士、唐廷桂、莫仕扬、莫干生、吴麟书、梁炎卿、陈启沅、薛广森、简照南、简玉阶、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黄焕南等，粤商是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帮之一，岭南商业文化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

近现代岭南商业文化对内产生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粤籍商人的实力，以粤港华资金融为核心的“华南财团”财力雄厚，外地粤商社团组织活动能量相当大，不论是对先进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内地一般城市，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强调“实业救国”的爱国理念，创办的大量企业成为所在地粤商经济力量的一种象征；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关系密切，是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势力之一；扎根于各地，创建的各类企业、人才、社会习俗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香港、澳门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华侨华人活动、海外移民及中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粤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粤菜即广东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发源于岭南。粤菜由广州菜（也称广府菜）、潮州菜（也称潮汕菜）、东江菜（也称客家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三种风味各具特色。广州菜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粤西、粤北部分地区，香港、澳门等地，但凡使用粤语的地区都属广府菜文化圈。用料丰富，选料精细，技艺精良，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潮州菜发源于潮汕地区，汇闽、粤两家之长，自成一派。以烹制海鲜见长，汤类、素菜、甜菜最具特色。刀工精细，口味清纯。东江菜起源于广东东江一带，菜品多用肉类，极少水产，主料突出，讲究香浓，下油重，味偏咸，以砂锅菜见长，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广州菜是粤菜的代表，民间有“食在广州”的美誉，顺德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称号。

清末时期，粤菜被广东商人带到上海。民国时期，粤菜在上海逐渐取得霸主地位，并赢得“国菜”的殊荣，“食在广州”的声誉便由此而起。粤菜更被广东华侨带到世界各地，成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菜系，是中国菜在国外的代表。经典粤菜有烤乳猪、清蒸东星斑、烧鹅、白切鸡、上汤焗龙虾、鲍汁扣辽参、菜胆炖鱼翅、蒜香骨、白灼虾、干炒牛河、广东早茶、老火靓汤、罗汉斋、广式烧填鸭、豉汁蒸排骨、菠萝咕噜肉、玫瑰豉油鸡、萝卜牛腩煲、潮州牛肉丸、潮汕鱼丸、生菜龙虾、鸳鸯膏蟹、潮州打冷、卤鹅肝、蚝烙、芙蓉虾、沙茶牛肉、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盐焗鸡、猪肚包鸡、盆菜。

饮茶文化

“喝茶”在粤方言里称作“饮茶”，广州人爱“饮茶”，茶文化既是民俗文化，又是饮食文化。据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到广州时，就曾与贴身侍卫上过茶楼饮早茶。毛泽东有“饮茶粤海未能忘”诗句。在广州，民间以茶相待已成为一种礼节，如有客到，第一件事便是奉上一杯“靓茶”，第一句话是“请饮茶”，以此表示主人的热情、友好和礼貌。由于岭南自古具有“重商”的价值取向，“饮茶”也从家庭走向市场，使广州的茶文化集观赏价值、体验价值、服务价值和商品价值于一身。饮茶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茶”的范畴，已经成为社会交际方式的一种。

潮州工夫茶：《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称：“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工夫茶为最。”

广府地区的节俗有除夕花市、番禺飘色、生菜会、醒狮、龙狮、鳌鱼舞、黄阁麒麟舞、市桥水色、佛山秋色、鱼灯、乞巧、中秋灯会、元宵灯会、重阳登高、凤舞、八音锣鼓、木鱼歌、龙舟、北帝诞、波罗诞、郑仙诞、金花诞、何仙姑诞、日娘诞、鱼花诞、田了节、盂兰节、木偶戏、卖身节、羊城荷花节等。潮汕地区节俗有营老爷、烧塔、出花园、赛大猪、盐灶拖神偶、汕头迎春联欢会；客家地区有梅州国际山歌节；广东连南瑶族地区有盘古王诞（耍歌堂节）。

宗教是构成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岭南历史上曾有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并且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岭南为外来宗教入传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岭南地区成为全国外来宗教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之一。

广东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除中国本土的道教由北往南传入广东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海路经广东传入中国。三国吴五凤二年（225），西域人支彊梁接在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是目前所知佛经传入广东的最早记载。西晋光熙元年（306），道教理论家葛洪南来广州从事道学研究和修练，道教得在岭南绵延流传。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主要在旅居广州的外国侨民中流传，元代之后北方各省的穆斯林大批南下广东，由此演变成为岭南回族的传统信仰宗教。天主教与基督教于晚明和清代相继传入广东时，因其倡导的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颇多矛盾而屡遭查禁，至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两广总督奏请清朝庭允准，两教在广东率先“弥禁”从事传教活动。其后，两教的传教活动以广东为依托向内地推进。

广州自古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随着中外经济活动的频繁往来，包括宗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得以最早进入岭南并向全国各地传播。因此，岭南地区对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主词条：粤语、客家语、潮州话

粤语是澳洲第五大语言，粤语在香港、澳门享有官方语言地位。粤语被联合国正式定义为语言，并且有一说法，把粤语认定为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五种语言之一（Leading Languages in daily use）。

广东是岭南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广东也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是中国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侨乡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侨乡文化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并获得快速发展。2006年11月24日，在五邑大学设立的广东省侨乡文化研究基地，是广东省唯一的侨乡文化研究基地。

广东华侨文化最典型地代表了华侨文化的本质特征：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本质，并不单单是一部“苦难史、创业史、爱国史”，更关键的是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特质，这是华侨文化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生命之源。五邑、广府侨乡的华侨文化是这一本质特征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华侨华人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广东侨乡文化是一种主动的开放、学习、接纳。“侨”而不崇洋媚外，不全盘西化：“乡”而不迂腐，不顽固，凸显出侨乡文化形成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性。因而，在中国侨乡文化研究领域具有独特性。

近现代岭南文化受香港文化影响较深。广义的岭南文化本来就包括香港地区在内，只是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的岭南文化概念已基本退据珠江流域、韩江流域。所以，广东与香港在文化上较容易达到融洽，形成同构。因而，关于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审视离不开对香港的认识。香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使香港文化在重“实”的广东人心目中成为一种高位文化。与此同时，香港文化品格中的突出经济的特点、注重享受的特点等也深深影响着广东。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与岭南文化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以租赁形式入据澳门，在西方政治与法制文化的影响下，澳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与特点，即开放多元，中西合璧。即便如此，澳门文化仍然植根于中华，岭南文化的特色长期在澳门得到保留和发挥，并占据着主体地位。同时，由于澳门长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价值观念等，通过澳门传入广东，继而扩散到内地，使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16世纪中叶以后的岭南文化与澳门文化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澳门与岭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16世纪以来中西交通、人类文明进程的个案研究典型，值得学术界重视。澳门不仅是中国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和策源地，而且是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而文化精英们在澳门的活动，又大大提升了澳门的文化品格，催化澳门爱国进步文化的成长。澳门与岭南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再次得到体现。

广府文化是指广东省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具体范围包括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及其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广府民系主要是自宋代开始经粤北南雄珠玑巷迁入珠三角地区的中原及江南移民所形成，因此珠玑巷被誉为广府人的发祥地和祖居地。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粤文化的代称。如广州话称为“粤语”；广州方言歌统称为“粤讴”；广州戏剧音乐分别称为“粤剧”、“粤曲”、“广东音乐”；广州工艺品的重要品类被称为“广绣”、“广彩”、“广雕”、“广式家具”、“广珐琅”等。广府早期的民居建筑，较为明显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代表建筑有镬耳屋、岭南园林，清末在广州的西关地区形成了独特风格的西关大屋民居。

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在侨乡出现有异国风格的碉楼，在城市出现别墅式居宅，这些均开了南国建筑风气之先河。广东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20世纪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在广东开创了“岭南画派”。广州的象牙雕刻、玉器、红木家具、积金彩瓷等；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新会葵扇；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开放、务实、善变是广府文化的主要特征。开放是民系环境的特征，务实是民系的本质特征，善变是民系的表现特征。

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的潮汕人所创造的文化即为"潮汕文化"，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其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通常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潮州文化具有民间性、兼容性、精细性、开拓性等特点，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潮汕方言，即潮汕话，又称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潮汕地区民间艺术包括潮剧、英歌舞、灯谜、剪纸、版画、龙凤舞、双鹅舞、纸影（即潮州木偶戏）等。潮州工艺美术包括木雕、石雕、美术陶瓷等。其中潮安县金砂乡从熙公祠的石雕精雕细刻的潮汕文化，堪称潮汕地区石雕的瑰宝。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现，明、清两代更趋成熟。潮绣讲究构图均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针法千变万化。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 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潮汕祠堂系统地运用木雕、石雕、嵌瓷这三大潮汕建筑工艺，装饰豪华，富丽堂皇，雄伟壮观。此外潮州土楼也颇具特色。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慈善机构。在这种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汕人都乐于做慈善事业。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传统文化，这也是潮汕人一直骄傲的地方。除了传统的节日外，他们还保留着盂兰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等等中原已消失的习俗。另外较有特色的还有“人节”食七样羹，澄海赛大猪，盐灶拖神等等习俗。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的我国名菜之一。潮汕小吃，品种繁多，香味可口。信手拈来就有西天巷蚝烙、贡咕鹅肉、老姐猪脚饭、老妈宫粽球、朥糕，以及各类粿品、甜品。潮州功夫茶, 融精神、礼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评品质量为一体的完整的中国茶道形式。

广东客家文化是以梅州市为中心的粤东和粤北地区，以客家人为主题的区域文化。客家文化是岭南最富中原文化特色的文化，与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差异很大，其明显特色表现在：团结和奋进的客家精神让客家先民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保持着自给自足、特立独行的气质，克勤克俭的性格和风尚；客家人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不忘祖宗盛德；具有坚韧的开拓创业精神；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具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素质。

千百年以来，客家人极力地保留着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使客家文化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汉族文化，又与时俱进地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客家话又名客话，个别地方又名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客家方言是汉民族中最具稳定性的方言，客家语的声调有六或七个，颇富音乐韵味。客家围屋其结构形式由粤东客家标准格式——围拢屋发展变化而成。一座座固若金汤的庞大建筑，四角建有炮楼，楼内连通，相互呼应，火力交叉如网；御火攻，围内设有多处消防注水口；防围困，围内置设多处粮仓。

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起源很早，如春节，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过年”的传统也起源于上古。除过年过节，还有四时节令，以及其它俗信纪念。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在传承旧俗中，不断摒弃陋俗、继承良俗、增添新俗，使传统的岁时节令民俗活动更加绚丽，展示出中华民族客家人的传统文化风采。客家人对于丧葬之俗，做得十分周到。客家人祖先崇拜意识很浓，对慎终追远的事，十分重视。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习气的影响，完全依照"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吃面碗鸡"的古制"六礼"。

客家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系。客家童谣，词句长短不定，句式简短，韵脚多变，节奏明朗轻快，琅琅上口，小时念熟到老不忘；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乡土生活气息浓郁，即席歌唱，随口而出，它的歌词诗味很浓，类似竹枝词，有"国风"和"吴歌"的余韵，是民歌中独立的一支。

客家菜特点的形成，与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有很大关系。客家人早期既多聚居山高水冷地区，地湿雾重，食物宜温热，忌寒凉，故多用煎炒，少吃生冷，在使用香辣方面更为突出，菜肴有“鲜润、浓香、醇厚”的特色。在祖国博大精湛的茶艺中，擂茶是一枝独秀的奇葩。作擂茶时，擂者坐下，双腿夹住一个陶制的擂钵，抓一把绿茶放入钵内，握一根半米长的擂棍，频频舂捣、旋转。边擂边不断地给擂钵内添些芝麻、花生仁、草药（香草、黄花、香树叶、牵藤草等）。待钵中的东西便捣成碎泥，茶便擂好了。然后，用一把捞瓢筛滤擂过的茶，投入铜壶，加水煮沸，一时满堂飘香。

雷州文化，即是雷州民系、雷州半岛文化的简称，又称雷文化，范围包括现今广东省西南地区雷州半岛上的雷州市、徐闻县、遂溪县、湛江市。地方特色文化有雷祖祠、雷州方言、雷州音乐、雷州歌、姑娘歌、雷剧、雷州石狗、傩舞、雷州换鼓、雷州陶瓷。雷州半岛的历史人物有陈文玉、白玉蟾、鄚玖、陈瑸、陈昌齐、乌石二、陈乔森、李晋熙、蔡忠、李浴日等。

高凉文化，即高阳民系的文化，范围包括现今广东粤西地区的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以高州话、吴川话和阳江话为代表方言，地方特色文化有冼夫人崇拜、冼太庙、铜鼓、年例、高州角雕、阳江风筝、阳江漆画、阳江奇石、根雕等。

从岭南民间传说就体现出开放心态，至今南海神庙中还立有波罗国使者达奚司空的塑像，西来初地还有达摩祖师的遗迹。岭南画派在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画的技术而形成；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国内各大菜系的技艺，也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

岭南文化处处迸发出一种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郑信是在泰国建立吞武里王朝的广东人，而在近代文化史上，涌现了一批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文化名人，如岭南画派祖师高剑父，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梁启超等，这些灿烂的群星，代表了岭南文化的思想，他们的言行与业绩，亦可见岭南文化的特异风格。

广东是海上丝路最早的发源地，广州自古就是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的粤商。除广州、佛山两大商埠外，粤商的足迹“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商业系统著名的“广东帮”。商品经济的发展，铸造了岭南文化讲求实利实惠，偏重商业的倾向。

岭南学术思想，吸取由中原相继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思想流派。这里既有雅文化、精英文化——如江门学派、岭南画派、又有市井文化；如“自梳女”、“结金兰会”和“不落夫家”等等。

岭南的文学、岭南画派、粤剧、潮剧、汉剧、英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诗人张九龄、学者陈献章享誉全国。葛洪在岭南炼丹，创金丹道教理论，并有贡献于化学、医学。伊斯兰教、佛教较早从海路传入岭南，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岭南的农技、手工技、医学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郑之侨所著的《农桑易知录》更是一本幸存的珍稀古代农书。西医东渐，中国的西医院、西医学校以及西医生，均在岭南最早出现。岭南民俗与岭南饮食最富于地方特色。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而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者郑正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蔡楚生。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的岭南文化，博大精深。由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海外文化四部分组成，岭南文化大体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是南迁的中原文化

秦汉以后，岭南统一于中华，修灵渠、开庾岭，岭南与中原的交流日益密切；先是屯军贬官，更有几次战乱的大量移民，强势而先进的中原华夏文明有如“韩潮苏海”，席卷珠江，进而构成岭南文化的主体。而有文字的岭南文化，也恰是始于秦。从这个意义上讲，岭南文化，基本上就是移民文化。

二是语言认同文化

语言认同文化是岭南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以语言来认同对方是老乡的文化。因为广东是一个移民大省，因为移民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如果以岭北的地域认同文化来确认老乡的话，将会使得岭南地区变成一个小联合国，难以互相认同对方。地域认同文化就是以出生地,籍贯,血统之类的老乡认同文化。所以为了互相认同对方是自己人，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岭南人就演变出一套用语言进行老乡认同的文化，即是无论你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也无论你的籍贯是那里，只要你会说汉语，你就是同乡了，包括客家人和潮汕人也是这种文化。这种语言认同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以至成为今天广东人巨大包容性的根源。

三是固有的本土文化

岭南自古就有西瓯、骆越、南越等少数民族部落在此生息，即今天的壮族、瑶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少数民族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广西骆越方国开发岭南和南海成绩斐然，创造了繁荣的稻作文化，留下了辉煌的花山岩画，开发了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培育了闻名世界的合浦南珠等。还有南越首领冼夫人一生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人称“岭南圣母”，冼太庙遍及粤西地区和海南地区及东南亚，纪念活动是千多年的民间习俗。

壮族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民间文学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山歌等。壮族人民素以能歌著称，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斗争，抒发思想感情。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送嫁歌；丧葬有哭丧歌；互相盘考、比赛智力的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等等。每年春秋两季，男女青年盛装打扮 汇集到特定的场所进行对歌，这种歌会形式称为“歌圩”。壮族的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如“舂堂舞”、“绣球舞”、“扁担舞”等。戏剧有壮剧、师公戏等 。

四是舶来的域外文化

秦汉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岭南作为始发地甚至是惟一通商大港，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东西方的商业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都从这里登陆引进，近代以来其势更甚。外来文化给岭南文化注入新活力。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竞相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寻找救国强国的真理，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梁启超到何子渊再到孙中山，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革新发展了的岭南文化从广东辐射全国，在近现代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开放改革新的历史时期，广东承担着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岭南文化日益显示出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仍然是华侨的母体文化，是华侨的根。打造岭南文化品牌，传播岭南文化，使岭南文化把广东侨居海外华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海外侨乡联谊会、驻外大使馆、孔子学院、岭南文化节、海外主流媒体等渠道，以及邀请年轻人来华学习的形式传播岭南文化。